当城市中的办公建筑因新冠疫情而空无一人的时候，一些建筑师已经开始思考疫情对于未来办公空间与城市规划的影响。从运用智能设备的无接触开门，到针对开放式联合办公空间的反思，从关注城市公园与绿地的价值，到思考城市去中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卫报》建筑评论员奥利弗·维恩赖特（Oliver Wainwright）采访了一些建筑师，通过他们的设想，勾勒一个“后新冠”时代的世界。
从抗菌的黄铜门把手到宽阔、通风良好的林荫大道，我们的城市和建筑总是被疾病所塑造。正是霍乱影响了现代街道网络，19世纪的霍乱疫情促使人们引进了污水处理系统，这一系统要求其上方的道路更宽更直，并制定了新的分区规则以防止过度拥挤。
在19世纪中叶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从排水管到门槛和建筑地基，全球抗击鼠疫之战改变了一切设计。现代主义干净整洁的美学部分起源于肺结核，光线充足的疗养院催生了一个新的时代：漆成白色的房间、清洁卫生的瓷砖浴室和无处不在的躺椅。形式总是跟随着对感染的恐惧，就像功能一样。
因肺结核流行而建的帕米奥疗养院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保持社交距离的自我隔离中，商店关门，办公室空无一人，城市中心沦为“鬼城”，因此，我们很难不去思考新冠病毒会对我们的城市产生怎样的持久影响。住宅需要更好地适应办公吗？人行道会变宽以保持我们的距离吗？我们是否将不再希望生活在如此拥挤的地方，乘着拥挤的电梯上楼，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英国人钟爱的排队消遣方式还会和以前一样吗？
一家设计机构已经将其全部的注意力转向想象“后新冠”时代的景观会是什么样。设计研究部（Design Research Unit，简称DRU）成立于1943年，一直以来都有着高瞻远瞩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战后英国的面貌，包括发现之穹（Dome of Discovery）、伦敦的街道标志和英国铁路的标志。现在，该公司已经将其创造性的能量用于构想建筑将如何帮助抑制未来流行病的传播，从室内和公共空间的布局，到表面涂层，他们试图将设计细化至纳米水平。
发现之穹
“我们对工作场所的看法将是最大的变化，”斯科特·布朗里格公司（Scott Brownrigg）首席执行官达伦·科伯(Darren Comber)表示，该公司于2004年与DRU合并。“我们看到了联合办公空间的蓬勃发展。但是，在此之余，公司真的想把他们的整个团队集中在一个地方，和其他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吗?”
兜售联合办公的梦想基于社交互动的基础，在这一梦想所描绘的前景中，你可能会在等待手磨咖啡的时候邂逅一些自由创作型的人。但亲近的距离也许不再那么诱人。“我并不是建议大家都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格子间工作，但我确实认为办公室的密度会改变。我们会看到人们远离开放式布局，青睐更好的通风和更通透的窗户。”
这也是阿琼·凯克（Arjun Kaicker）的直觉，他曾在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 and Partners）负责办公空间的设计十年之久，对苹果和彭博的总部建筑产生了影响。“我认为我们会看到更宽的走廊和门道，部门之间更多的隔墙，以及更多的楼梯，” 凯克说道，他现在在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Zaha Hadid Architects）负责分析和洞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打破团队之间的障碍，但我不认为空间会继续如此频繁地彼此流动。”
家具也可能改变。“多年来，办公桌数量不断减少。但我认为，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出现逆转，因为人们不想再坐得那么近。”凯克设想可以通过立法来规定办公室的最小人均使用面积，减少电梯和大堂的最大占用率，以尽量避免过度拥挤。
这一切都可能对天际线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高层建筑的建造成本将变得更高，效率也会更低，”凯克补充道，“这可能会降低高层与超高层建筑对开发商的经济吸引力，无论是办公楼还是住宅。”
Bee 'ah废物管理公司总部
凯克的团队已经在研究未来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恰好采用了一些他眼中的“后新冠病毒”原则。扎哈事务所为阿联酋沙迦的Bee 'ah废物管理公司设计的新总部便是围绕“非接触式通道”而设计，这意味着员工在穿过大楼时很少需要用手接触物体表面。电梯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打开，无需按电梯内外的按钮，而办公室的门会通过移动传感器和面部识别自动打开。
“从街道到工作场所，我们希望消除与公共服务设施的直接联系，”凯克说道，他还透露，百叶窗、照明、通风甚至是点咖啡都将由你的手机控制。考虑到80%的传染病通过接触被污染的表面传播，这种解放双手的未来很可能会流行起来。
由于疫情将社会接触变成了众矢之的，一些人开始把疾病的快速传播归咎于城市的密度，宣称郊区是最安全的地方。“纽约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毁灭性的水平。”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上月底在twitter上发帖说道。“纽约市必须立即制定计划来降低人口密度。”还有一些人则在美国以汽车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希望。
在美国各地，病毒扩大了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差距，一些共和党人指责城市居民（通常是民主党派）传播了这种疾病。波士顿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建筑学教授萨拉·詹森·卡尔（Sara Jensen Carr）表示:“在美国，密度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话题。”卡尔即将出版新书《健康地志:健康与美国城市景观》(The Topography of Wellness: Health and the American Urban Landscape)。“这场疫情已经为那些向来对人口密度持怀疑态度、希望推动以汽车为中心的郊区发展的人提供了弹药。他们的论点和100多年前一样。”
这样的观点可能忽视了肥胖盛行与气候危机，这两个问题都因城市的扩张而加剧，而密集的、适宜步行的城市能够将其消解。“人们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个人选择，”她补充道，“但事实上是建筑环境塑造了这些选择。”此外，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在抑制新冠传播方面做得很好。
纽约中央公园
卡尔的书记录了城市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历史，这一历史从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作品开始，他曾在美国内战期间担任卫生官员，此后设计了纽约中央公园和波士顿公园带“绿宝石项链”，他“在自然场景中的偶尔沉思”视为“有利于人的健康和活力”。在被关在室内数月之后，我们是否会重新关注公园和城市绿地的价值，以及公厕、饮水池和洗手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
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公园的樱花
19世纪的公共健康理论可能遭到了误导，但是它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结果。从古希腊的时代开始，人们就普遍认为疾病从土地中散播，并通过来自土壤的有害气体，或者说瘴气传播。
“瘴气理论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建筑材料，”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医学人类学家、《鼠疫与城市》的合著者克里斯托斯·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说道，“用石板铺路的狂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于卫生的考量和封闭土地有毒气体的愿望驱动的。”
过去的人们认为，疾病可以通过任何与土地直接接触的结构渗透，所以墙壁表面是密封的，建筑物越来越多地经过覆层、抹灰和涂漆，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屏障，抵御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裂缝是引发警报的主要原因——它们不仅显示结构的损耗，而且还可能释放致命的烟雾。
林特里斯对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研究揭示了这种疾病是如何在城市里引起大规模措施的。几十年间，第三次鼠疫在世界各地反复爆发，总共造成1200多万人死亡。“烧毁城市的部分地区是最流行的解决方案之一，”他引用了1900年火奴鲁鲁市的一个极端尝试解释道。该计划试图夷平该市唐人街的一个受感染的部分，这也是一个充满种族色彩的计划，而随着风向的改变，大火最终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
1900年被大火破坏的火奴鲁鲁唐人街
其他国家也尝试过烧毁城市街区来建立防疫线，但当老鼠被确定为主要的带菌者后，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了保护建筑物免受啮齿类动物的侵害。“世界上每个城市都突然有了工程师委员会，试图研发出防鼠的设计。”林特里斯说道，“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热潮，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催生了成千上万的专利。”
1948年的一张卫生宣传海报
林特里斯对于新冠病毒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切持怀疑态度。他说:“流行病都有自己的时间性，”他说道，“那都是是非常浓缩的时间，然后恐慌很快消散，人们很少会做后续行动。他提到了2003年爆发的“非典”，当时人们发现，中国香港的一个居民区成为了“超级传播”的场所，病毒是通过污水管传播。但在此之后，人们并没有对管道和通风系统进行大修或大规模检查，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一次性的大流行通常没有任何影响。”林特里斯说道，“它只有一次次卷土重来，我们才会注意到它。”
面对当前的危机，一些人后退一步，重新评估有关城市结构的基本假设。“这是思考如何让城市变得适宜步行的最佳时机。”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设计政治学教授沃特·范斯蒂法特（Wouter Vanstiphout）说道，“新冠病毒会成为去中心化的催化剂吗?我们有这么多大型医院，但人们仍然需要长途跋涉穿过城市才能到达那里。这场疫情表明，我们应该将医院和学校等较小的单位分布在更多的城市组织中，并加强地方中心的建设。”
纽约中央公园外空荡的街道
随着出游受到限制，当地的商业街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人们发现街角商店和杂货店的存货通常比超市多。疫情还让人看到了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其他变化。范斯蒂法特说，他住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朋友们醒悟了。“现在旅游业已经停止，那些民宿空空如也，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邻居了。这里没有社区，没有城市。如果你减去游客，就什么都没有了。”
新冠病毒以各种方式暴露了旅游业和移民对世界各地城市的影响。在德里，法令规定人们必须呆在家里，这让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者不得不回到数百英里外的农村，由于工作被取消，他们无法支付房租。
“我认为‘全球城市’的支持者会受到一些打击。”范斯蒂法特说道，“流动的大都市网络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城市应该充当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家园，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场所。这整件事可能会被看作是对移民制度的警告，但对我来说恰恰相反。这是对劳动移民所遭受的不平等的警告，这是对零工经济和公共服务破坏的警告。关于疫情，有些事情显而易见：那就是公共卫生服务和恰当的社会福利制度绝对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