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文化遗产，而良渚之所以能实证中华文明，很大程度上在于良渚遗址中发现了宏伟的堤坝、城墙和大型建筑遗址，它们说明五千年前的良渚，已经具有了复杂的社会分工、充沛的劳动力和高超的工程水平，而这一切都不是原始部落所能拥有的，只有步入文明阶段的“古国”，才能营造出如此高水平的建筑工程。也就是说，建筑遗址证明了良渚的文明。
百年来，探索中华早期文明的考古学家们，在国内许多地区，发现了如陕西的姜寨、湖南的城头山、浙江的河姆渡、湖北的盘龙城、河南的二里头与偃师商城、陕西的凤雏等一系列重要的考古遗址，这些考古遗址皆发现了重要的建筑遗存，通过建筑考古学的系统研究，我们将可与其他考古材料形成多维互证，还原历史。例如，从姜寨、城头山等遗址中的“大房子”，再到二里头遗址中的大型回廊院落，其间的一系列建筑演变，恰是从聚落到国家的历史脚步。这些遗址如满天繁星般，描绘着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我们相信，终有一天，那些被田野考古学家唤醒的早期建筑遗址，那些被建筑考古学家复原的中国早期建筑，将告诉我们中华早期文明的缘起。
建筑可以见证文明。与被历史掩埋于地下的建筑遗址同理的，是地面上保存至今的各种类型的建筑遗产，其上栋下宇、一砖一瓦，无不客观记录着中华文明的特色、演变和际遇。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蕴含于“人伦日用之中”，中国建筑即处处体现着人伦秩序与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朱启钤先生说，中国建筑有“历劫不磨之价值”，中国建筑即一脉传承至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先生曾评价中国建筑，“其历史异常之古，连绵至于今日，仍然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这“异彩”，应不纯指建筑技术层面的辉煌，更是文化的成就与散播。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国建筑乃一独立的建筑体系……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
由此可见，建筑遗产是认识一个国家的窗口，是认识一个时代的典籍，是连接一个族群的纽带。百年来，数辈学人为揭示其价值，上穷碧落下黄泉，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当民国政府不重视建筑遗产时，为研究、抢救和弘扬中国的建筑遗产，朱启钤先生捐出个人财产，倡议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启中国学者科学研究建筑遗产的先河；当社会动荡、山河沦陷时，营造学社的先生们，不畏生命之险，无暇生计之艰，依旧测绘于荒野，研究于陋室，因为他们相信，建筑遗产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数百年来激荡的历史证明，无论在何种境遇下，总有人忠实地守护着中国的建筑遗产，因为他们认识到，建筑是记录文明的载体，建筑是认识文明的维度，建筑是创新文明的技艺。建筑遗产的传续，就是文化的延展。当我们审视建筑遗产时，不能只看到精巧的构造和优美的造型，更应意识到，见物亦需见人。我们所审视的，是久经岁月洗礼、时间沉淀的文明和守护这份文明的尊严，是历史上有名的或无名的人们，用他们的财富、智慧、才情乃至生命，创造和守护的文明成就。
浙江良渚的建筑遗址见证了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向世界展示了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传承；泰山、黄山、华山、三清山、武当山上的古建筑，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典范；北京中轴线和登封古建筑群，辉映着天下之中的传统理念；苏州古典园林如凝固的诗画，于四季的变幻里描摹着士大夫的风雅；安徽古村落的花板雕梁，在潜移默化中渲染着耕读报国的家风；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窟、五台山、峨眉山，是中国佛教文化名胜；澳门历史城区和鼓浪屿，则烙印了中外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建筑遗产全方位阐释着中华文明，虽饱经沧桑，历经劫难，但建筑遗产依然坚强地存在着，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山野，建筑遗产依然不曾消失于我们的视线。
科学地研究、有效地保护、合理地利用好我国的建筑遗产才能无愧于新时代的期望，无愧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